都减少。

当时的人民朝三个方向流动：由关中西迁至凉州或是南迁至益州、沿汉水迁移至荆州，各约十万户。由中原地区往东北迁移至冀州或幽州，再迁至辽东。鲜卑和乌桓也因为这波流民而壮大。最后也是最大一股，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至徐州彭城，再南迁至江南地区。当时“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”，孙吴立国的基础即建立在此上。例如：鲁肃、诸葛瑾、吕蒙、张昭及徐盛等人就是此次南渡的中原士族之一。

自三国鼎立局势渐渐形成后，人民转而因统治者或战争而被迫迁移。曹操攻击张鲁时及攻下后，共迁部份的川东汉中居民入关中。曹丕建都洛阳后，迁冀州五万户士家以实河南。魏灭蜀后迁蜀人三万家至洛阳和关中。刘备领有益州，多次迁民于成都平原。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，也迁陇西居民以实汉中。孙权在早期即击败江夏太守黄祖，虏掠男女数万口。他建国后为了提升人口数，平定山越并以其“羸者充户，强者补兵”，并且骚扰淮南来获得人口。

根据史料记载，263年，蜀国有人 [34]；魏国有人 [35]；280年，吴国有人 [36]，总计郡县编户人口为人 [37]。现代学者考虑到被世家门阀荫庇的佃客、部曲还有屯户、兵户、吏户、逃户、漏户、隐户以及居于汉地的少数民族等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群，故认为三国末期约有3000万人，而东汉末年自曹操统一北方后，魏蜀吴三方势力的战争限于局部，如魏蜀交界的祁山、秦岭一带及魏吴相交的江淮之间，不再有波及全国并持续多年的战争，魏蜀吴又纷纷在其统治境内推行屯田、兴修水利、招徕流民等措施以此恢复社会经济，人口逐渐开始恢复，至三国初年约有2224万~2361万人左右，仅有东汉人口峰值的40%。 [1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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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思想

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，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，前者成份居大。由尚交游、重品藻，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，归于申韩。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、率直，归于老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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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，局势混乱。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。曹操提倡信赏必罚，主张法治。提出“用人唯才”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。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，入蜀后修明法制，执法公平。提出“治国之要，务在举贤”的主张以任才适用。他也重视军法，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，他也自贬三等。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，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[21]。

经学方面，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。然而在魏晋之世，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，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，遂有郑、王两派互相驳难。曹魏末年，司马氏篡魏为晋。当时政治黑暗，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、消沉而无出路。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，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，主张自然。倾向司马氏者，则主张维持名教，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。因晋武帝为王肃外孙，遂被立为官学，一时黜郑申王，使王学成为宗主。

《竹林七贤》

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。玄学属于儒家发展的新型态， [40]其基本教义为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和《周易》，合称三玄。佛教般若学具有较高的思辨，它的思想被文人学士所吸收和改造利用，在经学向玄学的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。玄学家好谈玄理，不谈俗事，称为清谈，流行于魏晋时期。在240－248年的酝酿期，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。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“本”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“末”，进而提倡“以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