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会议上提议撤换这八个厂长，并且只说是我个人的建议，没有提及已得到余书记的同意的话语。在讨论发言前，余书记还说：“分管同志提出来了，是否可行大家讨论，形成共识，立马更换。”

在他的引导下，两套班子成员纷纷表态同意。可我们都清楚，能当上厂长的人，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关系网，而我却全然不顾这些，执意按照余书记的意见坚持撤换这八个人。按常理，涉及人事问题应由组织委员提出，而我却忽略了这些官场规则，认为有余书记撑腰就无所顾忌，直截了当地在会上陈述理由。

结果，八个人全部被撤换。从组织委员到那些被撤职的厂长们，没有一个不怨恨我的，这使得我日后的工作陷入了极度被动的局面。

当然，当时我并未察觉，反而还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有胆有识，说话算数，却不知这一举动埋下了多少仇恨的种子，也在无形中加速了余书记被调走的进程。

其实，这些下台的厂长们，与我并没有私人恩怨，完全是出于工作原因。虽然新上任的厂长们表面上对我言听计从，但并非出于真心。提议一次性撤换这么多主要干部，这无疑是我在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。事后，各种负面效应接踵而至，给我带来了诸多麻烦和不应有的后果。

河汊乡对乡办企业进行清理整顿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县里。在淮上县，无论是主管部门的领导，还是县委、县政府的分管领导，甚至是主要领导，都对河汊乡乡办企业无一盈利的情况了如指掌。

余书记原本想在匡主任卸任退休后清查家底，让他难堪，然后重振旗鼓，开启新的篇章。却没想到事情发展脱离了他的掌控，局面如此扩大，甚至危及到他自己的职位。连日来，余书记心烦意乱，各种滋味涌上心头，苦不堪言。

六十六年风雨人生路三月天